作者：启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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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友邻“听风言事”
“文革”期间，工资调整工作完全停止，即便是“劳动模范”成了“国家领导人”，如农民陈永贵、纺织女工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，售货员李素文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其工资水准也未能调整为国家领导人标准。
据作家马烽讲，“陈永贵到中央后，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，靠工分吃饭，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，也挣工分。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。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，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，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。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，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，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。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，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，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。”
图：陈永贵
吴桂贤当了副总理后，仍然从西北国棉一厂支取工资，每月是67.2元（一说76元）。张凤英回忆，吴桂贤在中央，“每次开会喝茶一杯要交一毛钱，第一个月扣了她喝茶费6.8元，为了省钱，她给工作人员说我不爱喝茶，所以每次开会都只喝白开水。吃饭挑最便宜的菜，一次吃饭时，她得知吃的黄瓜八毛一斤，想着厂里的黄瓜几分钱一斤，她就对师傅讲，我不吃黄瓜，就吃一般的菜。”
李素文当了副委员长后，所拿工资，也仍然还是在沈阳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卖菜时的62元。后经李先念等批准，中央给她每月18元补助。李素文的丈夫怕她出门在外应酬多，每月给她寄50元。即便如此，李素文出国访问，还是常要向别人借衣服穿。她怕老家来人，“因为她招待不起。但老家还总是来人，让她时时觉得囊中羞涩，有时候到了月底，只能大葱蘸酱对付着吃饭。”
图：李素文
与陈永贵、吴桂贤等人不同，康生、张春桥、王洪文等人的日子却过得相当滋润。
以王洪文为例。王做了中央副主席后，每月工资也是在上海时的68元，但因大权在握，生活状况早已与工资多少无关。据曾在上海轻工局工作的韩仁和等人回忆，王洪文当上副主席后，“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、红旗牌高级电视机……就以食品一类来说，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、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、酱菜罐头二十多瓶。”
另据在上海市招待所接待过王洪文的何关明等人说，1975年8月，王洪文一家五口来到上海，“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，经常要吃山珍海味、名贵佳肴……一次，要吃田螺，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，要吃小豆苗，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，他要吃鲜荔枝、香蕉、菠萝，由广州用飞机带来。”
“文革”期间不涨工资也不是绝对的，江青就是例外，她从9级调到6级，月工资342.70元。
图：文革前干部的工资标准
长期不涨工资，在基层工人当中积蓄了相当多的不满。在北京军区任职的陈祥，1968年到北京市拖拉机配件厂“支左”，他发现，“‘造反派’头头张某和几个骨干都是普通工人……张某等人‘造反’的原因是不满工资待遇，他们10来年没有晋级调工资了，每月工资都是40.1元。”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工资可以调整了，人们才开心起来。
参考资料
1、陈为人：《他与农民副总理的三次酒缘 —— 作家马烽眼中的陈永贵》，《时代文学》2009年第9期。
2、张凤英：《我眼中的吴桂贤》，《各界导报》2013年5月17日。
3、郑雄：《李素文：一个“卖菜大嫂”的人间天上》，《名人传记（上半月）》2010年第5期。
4、陈祥：《越南实习生想学技术拒“天天读”》，《快乐老人报》2013年12月5日。
5、叶永烈：《王洪文传》，P410—P411。
6、高华：《从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》，《炎黄春秋》2004年第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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